《易经》的《坤卦·文言》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名句。但是圣贤的智慧之语在世人的内心是很模糊的，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轮廓。对于我们每个人，抉择怎样的人生观，追求怎样的人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将选取“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个题目来谈一谈，以此作为我们抉择人生观的一种参考。

自古以来，为人父母的，都自然要为子孙着想，但是到底如何为后代着想，自己到底该如何做人之父辈祖辈，到底该给子孙后代留下些什么？面对这些，却有贤者和愚夫的差别做法。古人有句话叫做：“积金遗于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遗于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此万世传家之宝训也。”

中国近代的长沙安沙镇有一个叫棠坡的地方，有一位义商叫朱雨田。根据《长沙市志》记载，他为人乐善好施，在长沙设保节堂、育婴堂、施药局、麻痘局，置义山、办义学，并疏浚新河，赈济灾民。方志中评价，说他是“长沙近代慈善事业的开创者”。在棠坡，朱家因为扶危济困，到今天仍赢得乡亲的赞誉，67岁的村民王玉龙告诉前来采访的记者，那时每月逢三逢八，朱家就开仓济贫，而村里如果有孤寡老人死了，都由朱家提供棺材以及两担石灰，用于埋葬。这位朱雨田，就是后来创造过中国的经济奇迹、清正廉明的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曾伯祖父。

在当代，人们都知道澳门特首何厚铧及其事业上的成就，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曾祖父到父亲三代人行善积德的事迹。何厚铧生于名门望族，由于自小家教甚严，在他的身上，没有娇生惯养的富家子弟习气。何厚铧的父亲何贤，号称“澳门王”，在澳门非常有影响力。何贤的祖父就是一位大善人，他年轻时就外出经商，经营得法，家境渐渐好了起来。这位老先生乐善好施，谁家没饭吃，他送粮；谁家无衣穿，他送钱。由于有颗乐善之心，在应塘一带，口碑极佳。因名声在外，闻讯与他做生意的人更多，他因此而生意兴隆。到他年老时，在生意上已很有成就。

何家虽不能算富商巨贾，但在经济不甚发达的番禺，却堪称为殷实的小康人家。他去世后，乐善好施的做法仍然影响着子孙。何贤长大后，年轻时来到澳门创业，开拓了包括大丰银行在内的大批产业。何贤家族在澳门叱咤风云几十年，堪称澳门“第一家族”。而何贤做人处事的风格依然保持了祖辈的传统，就是一向保持“做人就是行善”的准则。何贤热心慈善事业，不仅出钱，而且出力，除维持镜湖医院的慈善活动外，还多次向同善堂捐助，以供施粥赠药之需。

1955年1月10日，青州木屋区大火，两千多人无家可归，澳门各界成立了“救济青州火灾灾民筹募委员会”，何贤成了会长。他带头捐了55间铁皮屋，又领着人们沿门劝募，不到一个月，就使灾民们有吃有住了。

1962年夏，澳门政府决定将一批租给贫民的房屋拍卖，而房屋一旦卖掉，原来的居民就要流离失所。又是何贤，自己出钱把这些房子买了下来，让原来的居民继续居住。故乡番禺仍是最让他魂牵梦萦的地方，他经常回乡祭祖，也经常请家乡的干部到广州晤谈，了解乡亲们有什么困难，需要哪些帮助。他给岳溪的乡亲们捐三千元办信用社，捐五艘机帆船、三台卡车、两台拖拉机、一个水电站，发展农业生产；又捐一台电影放映机、一个医疗站、一个体育场，满足乡亲门娱乐健身的需要。

他捐给番禺县的钱物就更多了，1962年1月19日，何贤捐赠汽车75辆，以及汽油、柴油、汽车零件等价值40万元物资，帮助发展县交通运输事业。1964年，岳溪乡遇到了天灾，何贤即向家乡捐赠了一批日本化肥。洛溪大桥边的《大桥碑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港澳知名人士霍英东、何添和已故的何贤先生为建设该桥捐资一千七百万元。”据了解，霍英东当时出资一千万港元，何贤、何添各出一百万港元，且均以物质兑换的形式来实现。

今天的何厚铧家族在澳门富豪排行榜上不是第一位，但就其对澳门的影响而言，是认了第二没人敢认第一的。1999年5月15日，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进行的行政长官选举中，何厚铧以高票当选。同年5月24日，获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颁发任命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2004年9月被任命为澳门特区第二任行政长官。可见，上天给予那些真心实意行善积德者的子孙后代的爱护是多么地深厚。

明朝有一位叫王稳的官员，号慎庵，22岁中举，历任涿州学正、唐王府长史、广平府同知、南康知府、汀州知府等职。他因为善于治理，很有政绩。在任广平同知时，知府因故缺任，当地百姓数千人至都城伏阙请王稳代任。在做汀州知府时，遇到不归他管辖的邻郡遭受大旱灾，百姓多受饥饿。王稳立即打开本府仓储，发放粮食，赈济灾民。同知陈熙表示反对，王稳正色坦言：“《春秋》之义，救灾恤邻，彼民犹吾民也。”因而使得这些饥饿的百姓不致受饥荒之苦，度过了难关。

在王稳之后的几代，出了一位叫王宗沐的玄孙，大振家风，光大其族。从王宗沐开始，在浙江的临海出现了一个“父子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的盛极一时的明代王氏家族。“父子四进士”　，指王宗沐和他的三个儿子。王宗沐一共有四个儿子，分别为士崧、士琦、士昌、士业，除士业贡生出身外，士崧、士琦、士昌都荣登进士。又因宗沐和他的次子士琦、三子士昌都官至都御史兼巡抚，所以又有“一门三巡抚”的说法。除王宗沐父子以外，王家孙辈及族人中也有多人担任官职。这么多的子孙后代都能建功立业，福泽后人之前因，必推祖辈王稳。

清朝晚期，海南文昌县有一位非常有德的长者韩鸿翼，是崇尚儒家观念的商人。因为过于热心慈善，经常赈济当地的穷苦人，以至于渐渐地把家财耗尽了，他也被当地的人尊称为“先生”。韩鸿翼老先生步入晚年时，韩家景况已经不好，渐趋穷困潦倒。韩鸿翼老先生有一位儿子名叫韩教准，小时候被过继给无子女的舅父，改姓宋，韩教准即改名宋耀如。

宋耀如后来成为一名牧师，经商变得十分富有，是孙中山先生的有力支持者。宋耀如后来生了六个子女：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安、宋子良。长女宋霭龄嫁给了财政部长孔祥熙。二女宋庆龄嫁给了孙中山先生，后来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三女宋美龄嫁给了蒋介石。长子宋子文是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长。次子宋子良，曾担任外交部总务司司长、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广东财政厅厅长等职务。三子宋子安曾任中国国货银行监察、香港广东银行董事长。想想一位富足的商人，不为自己及子孙后代的享受而积财，却把财富大部份捐献给了穷苦乡民。上天疼惜、怜爱这样的大善人，韩鸿翼老先生行善积德，一生默默无闻，他生前可能未曾想到，上天赐给他的孙辈，却是个个都能建树显达、闻名全国的能人。

可怜天下父母心。对于为人父母的，都恨不能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子女。但是应该留些什么给子孙呢？看了这四则故事，相信可以给普天下的父母一些借鉴。

中国古代的传说。每年过小年的这一天。灶神要上天。而除夕这天是灶神从天上回来的日子。因此民间都要祭灶神。灶神上天所要做的。是向天帝报告这户人家的善恶功过。若是积德行善的人家，上天将会令其渐渐地兴隆；若是做恶的人家，上天将会使其渐渐的衰败。

《论语》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从这一章句上可以看出。在春秋时期。民间就有了讨好灶神的风俗。但是对于王孙贾的所问。孔子给予了平直的回答。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如果是作恶的。就已经获罪于天。祈祷求福也是没有用处的。

我曾读《老子》，读到“天道无亲，常与　善人”时，十分的心悦诚服。上天并没有偏袒的心。只是爱护真心行善的人。行善之人。必将得到上天的赐与。所谓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而这个事实真相并非显而易见，也不是常人所容易明了的，所以佛家提倡因果报应之说。不知因果的人，内心常空空荡荡，以为做恶不得祸，做善不得福。因此缘故，善不欲为，恶则时而为之。知道因果报应的人，内心常充实，能够渐进地克己断恶及勤力修善。

积善的人，来生后世将会得到福报；而做恶的人，来世将会得到灾殃。除此之外作善之人的福庆及作恶之人的祸殃也会波及到他们各自的子孙后代。正如《易经》的〈文言〉所说的那样。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陶澍，湖南安化县人，是清代受道光皇帝重用的封疆大吏。曾在京城任翰林院编修、及升监察御史。后在地方担任过川东兵备道、山西布政使、安徽布政使、安徽巡抚、江苏巡抚等职。道光十年，诏加太子少保，任两江总督。陶澍在为官期间，在理财办案、赈灾济民、疏通河运、开拓海运、整顿盐务、兴助教育等方面既严治务实且政绩卓越，其在历史上的声名近似林则徐。

清代梁恭辰在所编的《北东园笔录》里面记载了他阅览《闻见录》时所读到的关于陶澍祖上几代人积德行善的事迹。因此感叹“始知其积累之厚，不可不详载之以劝后人云。”在《北东园笔录》中提到陶澍的太高祖伯含公积累过许多阴德。明朝时，乡里自卫很严，有人抓住盗匪将其淹死，正遇上陶澍的太高祖伯含公经过，贼哀求：“公救我，我誓不复为贼。”伯含公为了给众人有个交待，也担心贼将来不能自食其力又复做贼，就赠给贼一条小船以作为养家糊口的资本。

伯含公一生施舍过八条小船以帮助别人，他帮助的人都改行为善。伯含公出门常带一小筐，捡拾碎磁瓦砾以方便行路之人。陶澍的曾祖文衡公也是一位有道德的长者，曾经有趁着雪夜入他家里盗米的人，他跟随雪迹脚印走到贼家门前，发现贼是所认识的人，心里体谅贼家的贫苦，默默的回到自己家里，始终不提此事。三十年后，文衡公的夫人偶然对子孙讲起这件事，但还是隐去了盗米人的姓名不令人知道，其家隐恶扬善之德可见不一般。

有一次陶家的邻里发生火灾，文衡公的夫人以仓所存的粮食救济遭火灾者。陶澍的祖父寅亮公性情淡泊，少贪欲之心，因为没有经营，家道也不富裕。一天，偶然走到江边，捡到钱财，等了一整天看见一个人慌张跑来，面如土色，低头在砂砾中寻找，非常悲戚的样子。问他，回答说：“在外做工几年没有回家，家有老母亲，今积累几年的钱财回来赡养母亲却全部丢失了，所以悲伤。”问他钱财的数目，都能对上，就将钱财交还给其人。那人感激想分一半给寅亮公，寅亮公说：“我要是想分钱财，就不会等在这里了。”笑着将那人送走。到陶澍的父亲陶必铨时，义举善事也很多，陶澍的祖上几代人行善，所以安化县才出了一个陶澍，岂不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吗？

刘伯温，名基，浙江青田人。元代至顺四年。二十三岁的刘伯温考上进士。元至元二年，赴江西，任瑞州高安县丞。后辅佐明太祖朱元璋有功，任太史院使、御史中丞等职。明洪武三年，受封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护军、诚意伯。在《明史》上说刘伯温的曾祖父刘濠，在宋担任翰林掌书。宋亡，林融起兵对抗蒙古人建立的元政权，失败以后，元朝廷派使者调查记录那些参与起义者，很多人受牵连。使者住在刘濠家，刘濠灌醉使者而烧毁自家的家宅，使者来不及抢救出那些记录受牵连名单的册籍，全部都被烧毁。刘濠趁机以记录数百恶德败行之人的名册作为替代的册籍给使者交差，于是使成千上万无辜受到牵连的人都得免死。

刘伯温小时候很聪明，他的老师郑复初对刘伯温的父亲说：“你的祖父道德深厚，这个孩子必定荣耀光大你的家门。”刘濠还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看见没有粮食挨饿的人家，就以自家的仓储赈济他人。刘伯温的祖父刘庭槐也是一个有道德的读书人。“义孚乡里”。我读了《明史》的刘基传以后。更加相信上天的公正而并不存在偏私，因果报应之事也不是常人容易体会到的。

贺龙，字云卿，湖南省桑植县人。十九岁参加孙中山先生的中华革命党，曾任县讨袁护国民军总指挥、湘西护国军营长、靖国军团长、四川警备旅旅长、混成旅旅长、建国川军师长。1926年，他加入了北伐战争，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师师长、第二十军军长。三十二岁时，贺龙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代总指挥，192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红军中担任第四军军长，红二、六军团总指挥等职，率部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零师师长等职务。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率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入川。西南各省解放后，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等职务。1952年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56年当选为第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七十三岁时于1969年6月9日逝世。

贺龙一生戎马生涯，叱咤风云数十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做出重大的贡献。若翻看贺龙元帅的家史，可以发现他的祖辈有很感动人的积德行善的事迹。贺龙的曾祖父贺廷宰十分热心公益事业。见玉泉河“奔流湍急，道路为梗”，决定捐资捐力修桥以方便过河的人。由于他仅仅是一个教私塾的文人，修桥工程浩大，以致于耗尽家财，“至斥腴亩以偿其负”。后来，他的儿子也就是贺龙的祖父贺良仕，为完成父亲的心愿而竭尽全力。

此桥在1915年修建成功，命名为“永安桥”。1950年10月桑植县政府曾拔款重修，改名为“贺龙桥”。1998年，一场特大洪水将桥冲走，同年12月桑植县人民政府又拔款按当年的原貌重建此桥。贺龙的曾祖父贺廷宰与祖父贺良仕以父子两代人的心血修桥济世的感人事迹，深受一方百姓的赞颂。正是贺龙的祖辈造桥济世的阴德，荫泽了作为孙辈的贺龙，造就了一位共和国的元帅。因果报应之事。岂能说无呢？

唐英年，祖籍江苏无锡，出身工业世家，曾就读于美国密西根大学。二十四岁时返回香港帮助父亲管理家族事业。加入政府前，他担任半岛针织和美维科技集团主席，是企业界的成功人士。他在1989年获颁“香港青年工业家奖”，1993年获世界经济论坛选为“明日全球领袖”。在1995至2001年间出任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并曾任香港总商会理事会委员。他在2000年获颁香港特区金紫荆勋章。2002年7月，唐英年获委任为香港特区政府工商及科技局局长，2003年8月任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至今。

作为“香港财神爷”的财政司司长唐英年，他到底有怎样的身世背景？他的祖辈又是什么样的人呢？由江苏无锡市往东北方向四十公里的羊尖镇，有个村子叫严家桥，严家桥的唐家大院就是唐英年先生的祖居。唐懋勋（1800—1873），号景溪，是唐英年的父亲唐翔千的太曾祖父，唐氏子孙后辈尊称其为景溪公。景溪公善于经商，在无锡开设布庄。唐氏家族在严家桥的事业成功后，富不忘济国济民，热心于公益事业。这也是其家族富过三代一直延续兴盛的主要原因。

在横穿严家桥小镇不到一公里的永兴河上有四座桥，其中三座为唐家所建。唐家曾有一约定：“凡严家桥的公益事业，不论大小，唐姓负担一半。”唐家重视教育也远近闻名，早在上世纪20年代，唐家创办丽新织布厂时就创办丽新子弟学校，吸收职工子女上学。后改为严家桥小学，唐家每年都有捐款。1934年，唐家出资疏浚永兴河，百姓欢呼雀跃，当地许多报纸报道了此事，称这是一件“了不起的慈善事业”。

改革开放以后，远在世界各地的唐家后代们纷纷回原籍投资、捐款。我常读书，发现一些晚清及民国时期的达官显贵或是巨富商贾。其风光之时要么炫富奢侈要么蓄积不露，并不肯为国家民族或是百姓大众捐资奉献，或是所捐仅九牛一毛而已。这样的显赫一时的家族，其子孙后代往往没落衰竭也很快，所谓富不过三代的规律，正是对这种富而不仁的的报应吧。唐家的子孙后代之所以和荣家的子孙后代一样延续着辉煌，都能超越富不过三代的规律，与他们家族祖辈的“富而好施仁义”、“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许是分不开的吧。

古时候，穷乡僻壤的地方，若是突然出了一个衣锦还乡的大人物。邻里乡党就会说：“他家祖上积了大德，所以子孙后代兴旺显达起来。”行善的人，上天报酬他的善，令他的来世得到尊贵安乐的果报，这是积善的本庆。他的善功还会波及他的后人，天意荣耀他的子孙后代以彰显他活在人世时的那些为人所知或为人所不知的道义事迹，这是积善的余庆。所以孔子赞颂《周易》，最初就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前些天偶然读了一段关于中兴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左宗棠的身世的材料，发现左宗棠的曾祖父左逢圣为县学生员，重孝义，而且“居贫好施”，“生平举止端严，所读经史皆手录”。我看完生起许多感叹，想起印光大师曾说过的“历观古往今来大圣大贤之生，皆其祖父积德所致，大富大贵亦然。其子孙生于富贵，只知享福造业，忘其祖父一番栽培，从兹丧祖德以荡祖业，任其贫*，此举世富贵人之通病。”若是天下所有为人父母者和为人子孙者都能明白这个道理，可能天下会趋向于更加秩序井然。这是我写的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为题的文章的第二篇。愿以此文赠给普天下的为人父母者及为人子孙者，愿人人贤善，世界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