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则发国难财的报应有关的因果故事，疫情期间提到国难财这三个字，许多人可能会联想到许多，物价飞涨的现象是疫区居民各自切身体验过的事实，大到职业商户，小到小区团长，或多或少的有人赚了国难财。那么发国难财的报应是怎么回事呢？

追逐利益天经地义，这倒是没什么可说的。可是问题在于，一旦商人的手伸得过长，攫取了超过极限的利益，便也会置身于难以规避的风险之中。前期的利益越是惊人，之后的报应便越是惨烈，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在上千年的历史中，这种情况从未改变过。

而晋商这个群体，便是发迹于国难财，在此之后，他们得到了别人所不具备的特权，但正是这份特权，点燃了他们败亡的导火索。

在大明王朝的初期，晋商还没有成气候。因为在元末的战乱时代，晋商为朱元璋提供了援助，所以朱元璋给了他们一些特权。连国家垄断的盐业，他们都得以参与其中。在这种垄断的生意中，他们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晋商的涉足范围越来越广，他们逐利的触角，终于扩展到了关外。

在遥远的东北，生活着女真族的后裔。虽然东北物产丰富，但却缺乏铸造武器的钢铁。除此之外，东北的天气寒冷，能御寒的棉衣也是极为珍贵。和明朝有生意做的时候，双方还可以互通有无，当两国开战之后，其贸易之路骤然中断，连女真族的领袖努尔哈赤，也是毫无办法。

就在这个时候，晋商范永斗第一个向努尔哈赤递出了橄榄枝。

他带着自己的同伴们，越过封锁线来到了东北，这八个商人，为努尔哈赤带来了金属和棉衣。这样的贸易虽然很冒险，但却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这些收益，并不仅仅包括做生意的利润，其中更重要的东西，则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友谊。在关系社会中，我们应该明白，“友谊”到底有多么珍贵。

在满人入关之后，这些山西商人自然也跟着鸡犬升天。摄政王多尔衮，并未忘记这些山西商人，因为他们的帮助堪称雪中送炭。当范永斗等人进京之后，多尔衮显得极为热络，并且向他们承诺，无论是想要当官，还是想要多来点赏钱，我们爱新觉罗家族一定照给，绝不会皱一皱眉头。

但范永斗等人，却是如坐针毡。虽然多尔衮颇有诚意，但晋商们也有自己的苦衷。在自己的家乡，这帮人已经快要被家乡父老骂化了。如果你不理解这种感受，可以想象一下被黑得昏天黑地的蔡徐坤，再想想被骂得狗血淋头的孙宇晨，大致就能脑补出这种滋味了。

当然，老百姓随口骂几句还是小事。假如自己真的带着清满清的乌纱帽，然后穿上大清的朝服衣锦还乡，还带着多尔衮的赏赐，无异于坐实了自己“卖国贼”的名号。虽然发了一笔国难财，但每天被人戳着脊梁骨，连列祖列宗都跟着挨骂，那种滋味一点也不舒服。

但是无论如何，多尔衮的赏赐还是颁下来了。这些赏赐，远远超乎了他们的预料。除了普通的赏赐之外，多尔衮还特许这些山西商人，垄断与蒙古的贸易往来。以范永斗为首的八大晋商，自然成为了首当其冲的获益者。

当这个群体走向巅峰时，危机也裹在荣耀中悄然而至。正是这场危机，摧毁了如日中天的范家，使其迅速踏上了败亡之路。

在征讨准噶尔的时候，范家立下了不少功劳。所以揽下了从日本进口铜料的业务，这本来是个稳赚不赔的买卖。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日本的铜价日益飞涨，但朝廷的收购价却一成不变，范家的利润便随之不断减少。巨大的亏损接踵而至，“奉旨贸易”成为了沉重的负担，最终拖垮了范家的庞大家业。

范家昔日的庞大家业，就这样毁于一旦了。

真正讽刺的是，他们在战争中发了国难财，又靠国难财换来了特权。而这个特权，不仅没有让他们更加富有，反而成为了这个大家族的催命符。很难说之后发生的这一切，是不是国难财带来的报应。

但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任何“国难财”，都不该去碰。在极高的收益背后，总是潜伏着更高的风险。

每一笔突如其来的财富，都会伴随着无数关注而来。或许，你会为一笔进账沾沾自喜，但你并不知道，你背后会有多少人切齿咬牙。你也不会预料到，当某一天你被人踩到脚底时，又会有多少人拍手称快。

桃源居士：世间的财有净财，也有不净财。财也有凶吉之分。求吉财要正心正念，正行业，且不伤害一切生灵。付出和得到成正比，或者付出大于得到。这样的钱财往往是吉利的。如果损人利己，或者违背道德，不守国法，或趁人之危，横取人财。伤天害理，危害社会，危害他人，这些财运则是属于凶财范围。凶财有个性质，是凶财凶去，且来得明时去不明。不正当的钱财也的确有反噬力和伤害性的，所以吾人求财，应该遵守道德。且真诚付出，做事也要尽心尽责，才不用背因果，不必亏欠他人。自身自然能够平安，吉祥。不起祸端。

愿以此功德，平等施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同成佛道。